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


关于对外开放和国内产业进步的关系问题，现在理论界明显存在着两种不同倾向性建议。对此笔者大体总结如下：

第一种建议觉得，应充分发挥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以解决就业问题；要尽量借助外资，学习海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技术；民族产业是次要问题，只须在中国土地上生产、纳税、增加就业既可；产业结构优化问题应主要由市场决定，倡导搞“产业政策”是沿袭计划经济的思路。

第二种建议：强调在开放条件下维持民族经济独立性；倡导适度开放，吸引外商投资也要适度，重视经济（产业）安全；需要国家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有必要在策略性产业范围中争取赶超。

上面两种不同倾向，事实上隐含着对国际环境、国家进步策略、经济体制改革中政府和市场有哪些用途等等一系列问题的判断的分歧。

笔者的基本看法是：大家需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由于今天国有企业和产业结构的不少问题，根源还在于旧体制改革不彻底和新的市场经济秩序没健全。但对在国际角逐面前需不需要坚持我们的产业独立性、需不需要保护和扶持民族策略产业的问题上，笔者不可以赞同第一种建议。

不少文章倾向于用“全球化”、自由贸易代替经济进步，仿佛只须“放开”搞自由贸易、按比较优势论办事，进步中国家就能走上健康进步的道路，仿佛这就是进步策略的核心。而贸易保护、产业进步政策，都是“计划经济的余毒”，是保护落后。

大家应该承认，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原则，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在非常大程度上，对后进国家的进步有指导意义。但这个理论的缺点是“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对待发达——不发达经济之间的分工问题，所以是“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它解决不了长期经济进步问题（譬如说，讲解不了为何日本韩国的高科技产业进步这么快）。静态比较优势论事实上是发达国家的理论武器。根据这个理论，在全球化条件下，后进国家就没追赶和后来居上的可能，只能宿命地被动服从于“客观规律”，即现有些世界分工格局。


工业化的拉美式道路和日韩国风格道路


汽车工业界有人提出：世界各后进国家进步汽车工业，有“拉美式”和“日韩国风格”两条路线。事实上这可以推广到整个工业政策。在全球化条件下，后进国家的产业进步有两种可选择的道路：拉美道路和日韩道路。

拉美道路的特征，就是打开大门，鼓励各跨国公司进去合资合作、设厂角逐，不追求“民族汽车品牌”。而“日韩国风格”则强调国家进步自主汽车工业（自主常识产权、自有品牌），不倾向于合资，高度看重引进消化，看重自有品牌。为保护我们的汽车工业不惜搞市场壁垒，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打入国际市场。

拉美式道路，是遵循“国际自由角逐”和“比较优势”论的、政府放纵自由的产业进步道路。“日韩国风格”道路是政府强烈干涉市场的（国家确定产业进步目的、实行市场保护和倾斜支持）进步道路。

拉美式道路证明，出让国内市场，换取国际投资，可以增进居民福利，可以节省技术研发耗费，降低投资风险和市场风险。其代价是妨碍了我们的技术研发和创立品牌的前景，本国的汽车产业和车市被跨国公司所控制，成为倚赖型产业。

日韩国风格的进步道路，要付出购买、消化技术的资金和努力，要冒技术引进失败或消化不力、掉进“引进陷阱”的风险。但这是不受外国资本控制、进步中国家振兴民族产业、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的唯一渠道。[1]

可以看到，所谓日韩道路，和大家过去的封闭型计划经济有什么区别在于：不只强调技术引进消化、也强调国际市场导向，是“外向型的自立自强”工业方针。而和拉美道路有什么区别在于，政府起到了强有力的产业进步导向用途。

选择什么道路，非常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策略取向和精神状况。一般地说，拉美式的产业进步道路，固然也促进了GDP的稳定增长，但经济体系摆脱不了对强国的倚赖（拉美自来有“美国后院”之称），最后影响国家独立行动的能力。其实，大家的不少产业，已经在走拉美化的道路了。

所谓产业政策，就是在一定量上，不按市场经济原则，不按静态比较利益走。而不论发达国家还是进步中国家，没什么国家极端地舍弃产业政策的（拉美也在搞我们的民族产业，如巴西的飞机）。事实上，如今发达国家在早期都是靠高度的贸易保护才进步起本国工业的。日本韩国经济后来居上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后进国家通过高强度引进技术和本国化，促进产业飞速升级的成功可能性。这是一定量的贸易保护和“产业政策”的成功，也就是发挥动态的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理论，可以是后进国家经济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但因为这个理论有着非常大的片面性，没办法作为拟定进步策略的依据。经济进步策略要解决的是长期追赶问题，要兼顾多重目的、不可以简单抽象掉各种要紧原因。笔者觉得，国家的经济进步策略，以下几个原因是不可以不考虑进来的：技术进步的累积性和不确定性、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大家已有些产业基础。


技术进步的累积性和不确定性


动态地、历史地看，大家今天具备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曾是发达国家昨天的“高新技术产业”，如纺织业。今天某些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可能较快地扩散到进步中国家，借助当地高素质的劳动力和其它有利原因，形成新的比较角逐优势（如台湾的半导体制造业、印度的软件业）。当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势必能承接先进国家的产业转移。

所以，一国产业的兴衰，并不是完全遵从静态的、决定论的“势必规律”。这第一是由于技术原因在现代产业生产率的比较和变动中有哪些用途愈加要紧，技术进步（多样性、不确定性），决非李嘉图式的“葡萄酒和纺织品”的比较模式能容纳。

当今产业的技术含量不断提升，商品生命周期缩短，这构成“动态比较优势论”的论据。

关于相对技术差距：伴随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比较优势源于技术差距，而技术差距是前一个阶段投资和学习的结果。“比较优势”不是天然的，而是历史上的投资形成的，是可以培养并不断变动的。国内在很多范围已经形成的技术积累，本身就是比较优势（如国内已经拥有的大型运输机设计制造能力，连日本也不拥有，在性能价格比上非常可能有潜在的比较优势）。

关于学习效应：生产要点的生产率并不是天生，而更多地取决于生产的历史，取决于大家在实践中的学习和训练。企业生产同种商品越多，效率越高，生产本钱也就越低（如美国航空界的经验：飞机制造厂产量每增加一倍，本钱减少20%）。进步中国家生产“新品”少，相对的生产率低，本钱高。所以适度的市场保护是获得学习效应的必要条件。如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就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2]

科技的运行进步有我们的规律。科学研究有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具体技术研发各层次，不可以简单用“经济效益”指标衡量科研机构的营业额。科研需要相对宽松的内部环境和团结协作的团队环境。科研项目有连续性，不可以随意中断，研究队伍运作和经验需要长期积累过程。一个科研项目的运行有我们的步伐和周期，要有长远规划和灵活应变机制，目前的五年计划和科技管理方法，有不少不适应科研客观规律的地方。

国内电子工业是50年代起步的，初期发展趋势很好，比起美国日本差不到哪儿去。文革失去了10年，中外技术水平差距陡然拉大，再要追赶，谈何容易。航空工业，一个新的飞机型号的研制一般要8-10年（伴随电子技术的进步周期或许会缩短）。为了10年、20年后能与发达国家在民用飞机上角逐，今天就要起步。空中客车，各国财政支持，赔了20年钱才养大到足以挑战美国波音的地步。

科研团队是技术进步和获得常识产权的核心力量，需要历经多年科研实践的训练和磨合。一旦骨干散失，就再难成气候（就是有技术资料，也很难发挥用途），还要重起炉灶慢慢聚合力量，和海外的差距就会忽然拉大，非常可能再也难追上。对自己已经形成的科技研发机构和队伍。需要珍惜爱惜，擅长发挥科学家的积极性创造力。

总之，没我们的科技储备，就没办法和国际高新产业界对话，就抓不住将来的商业机会，以后连引进和合资的资格都没。大家的高素质低本钱人才队伍的“潜在比较优势”，就永远发挥不出用途。在这方面，大家的苦头吃得太多了。

国内早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在原子能、航天技术方面大幅度地缩短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印度至少领先20年），在航空范围，国内是少数具备设计制造百吨级喷运势输机的国家（连日本也没如此的能力），这已经形成了大家的“比较优势”。

当代科技日新月异，新兴产业层出不穷，市场千变万化，商业机会无穷。但，机会只是有筹备的企业、行业和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需要兼顾“今天和明天”。为了抓住明天的进步机会，今天就需要在重点的基础制造业、部分高科技产业，在国力允许的范围内，不懈奋斗打好技术的、产业组织的、体制的基础，这才可能逐步缩短差距。“走一步看一步”，只顾眼前的进步思路，差距就会越拉越远。


国家利益不可消解，大国要维持我们的策略产业体系


经济全球化不等于政治全球化。民族国家及国家利益、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存在，本是无须提醒的基本事实。但奇怪的是，今天的中国，这类最简单的定义和事实好像都成了问题。

2001年1月15日，在国内海南岛召开的国际“全球化”研讨会有一则报道：

“多维新闻社15日电：一位中国国内学者当着政府高官和外国贵宾的面……痛心疾首却又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中国思想观念最深层的矛盾……中国某大学教授某博士，在海南三亚举行的‘全球化平台’中呼吁，中国在全球化目前，破除‘阶级斗争观念’，克服‘狭隘民族主义’。一味以‘经济剥削’、‘政治掠夺’的思想讲解经济进步的所有不平衡现象，终究要落得固步自封，被淹没在全球化浪潮中。该教授一开场就说：‘全球化最大有哪些好处在于，冲击中国的假改革，促进中国的改革能深化而踏实地继续下去。’”

具备很大讽刺意义的是，这篇宏论发表两个半月后，沿着中国海岸线对大家进行敌对侦察飞行、蛮横撞落我军战斗机、自己也险些掉进大海的美军EP-3电子侦察机，迫降在离这个国际研讨会会址不到50公里的陵水军用机场（2001年4月1日）。

进入21世纪，国内所处的国际环境，并没象一些人所期望的进入“和平进步新年代”。大家离“大同”世界好像是愈加远。尽管冷战结束，美国这个世界警察，根本没舍弃“冷战思维”和“阶级斗争观念”，大力扩充军备，公开支持中国台湾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Whateverwedo”，请大伙不要忘记美国新总统上任伊始的这个公开表态）。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银河号事件才不过是几年前的事，大家有的人一直期望快快把它忘掉。

伴随冷战结束，“巴统”取消，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没取消在高科技和国防科技范围对我的技术禁运和出口限制（航空制造技术、芯片制造技术、高级数控机床）。这是经济范围的隐蔽战争。这类核心技术，不可能通过合资获得。不学会这类核心技术，国内工业和科技的对外依靠程度将会愈加高，让人家卡脖子。这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是甘心不甘心当西方的附庸国的问题。[3]没自己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何来我们的国防？没国防，国家经济建设怎么样保证？

作为大国，不可能靠外国的力量保证国家安全。前苏联体系崩溃，东欧小国一个接一个倒入北约怀抱，惟独俄国不被北约接纳，并且事实上成为“北约东扩”的最大假设敌。从国家安全出发，大家不可以舍弃国家对基础性的、“命脉”产业的控制权，不可以丧失在某些高技术产业范围中维持技术追赶的能力。需要付出更多的经济本钱，打造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建设我们的策略产业。不然，就会在21世纪被驱逐出世界大国行列，别说与美日欧并驾齐驱，可能连印度、巴西也要超越大家。

作为大国，不可能也不应该象一些小国那样高度依靠国际分工，其巨大的市场和经济规模，可以支持内部分工较完备的经济体系的进步。国内的经济实力正在飞速成长，既有必要进步配套比较齐全的产业结构，也有条件集中国力，有选择地进步一些必不可少的高技术产业。


不要随便遗弃自己千辛万苦积累的家底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国内已经形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并在一些高技术范围积累了成就和经验。这是国内和很多进步中国家（如东南亚）的区别。

大家建国50年，前30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尽管在农业和轻工业方面进步慢，但以独立自主的建设方针，通过重工业、国防工业的飞速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实质性的成长，国家政治地位大大提升。这是一代人的辛勤积累，是将来自主进步的基础。当然，前30年经济方针过分强调备战，一些大的决策过分随便，如非常大一部分三线工程，产业结构和布局非常不合理。

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方针的调整是十分必要的。但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就是把独立自主、以我为主的建设方针，把打造自己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的必要性，全盘否定。对外开放的一个负面影响，是在相当程度上把自己配套的产业体系和自主技术体系冲断，被割裂，原来自己配套的机构职员，投奔不一样的跨国公司，成为外国老板在华角逐的依据地。

如根据静态比较优势的逻辑，这没什么要紧，由于这类产业不是大家的比较优势。有人还指责说，这本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言外之意，根据国际市场分工原则，大家本来就没资格，不应该进入这类高科技范围。或者错误地进入了，今天就不能不付出这个“计划经济的代价”，从这里退出，去走比较优势的“正道”。

当年，国内上“两弹一星”，可以说没任何经济的合理性。甚至至今，还有人提出“为何当年要与列强争锋”如此的问题。确实，中国人民在20世纪50至70年代，为重工业、国防工业的进步，支付了压抑增长、压低消费的沉重代价，全国人民为此付出了重大的历史牺牲。今天，大家可以反省当时过分偏重国防工业对经济进步的负面影响，与计划经济下的种种失误。但无论怎么样，已经打造起来的工业体系，“两弹一星”等一大量具备伟大策略意义的科技成就的获得，是国家的骄傲，是全国人民流血流汗、省吃俭用、在最困难的时候、饿死人的年代也没下马，硬坚持搞上去的。它的历史贡献，就是保障了国家的安全和国内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实在是受惠于前人的历史牺牲和贡献。

前30年的建设告诉大家，现代工业在一国一地的兴衰，从而国家竞争优势的高低，既取决于市场，也取决于国家的决策水平和组织管理能力。不论是对前30年还是后20年打下的基础，都不可以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两代人的奋斗和奉献，形成了今天全世界也不可以小瞧的“家底”，它是今天大家民族的宝贵财富。在一些要紧的高科技部门，大家已经培育起来了我们的科研队伍，积累了宝贵的团队经验，这是形成我们的“常识产权”、形成新兴产业的本钱。这笔资产假如不可以保持，那样就会老化、离散，大家赶上世界水平的期望就愈加渺茫。所以，对此大家同样要予以承认和珍惜。


现实的经济进步策略，是比较优势和追赶策略之间的平衡


不少人或许会提出如此的建议：大家不是不懂自主进步、进步策略产业的重要程度，但在目前国力不足、9亿农民进入工业化的基本任务还没完成的状况下，把很多宝贵资源用来搞高新技术产业，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还是集中力量先发挥我们的低薪资本钱优势，等国家富起来再搞产业升级不迟。

这当然言之成理。但经济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同一过程的两方面，“先进步经济后提高结构”是说不通的。国内沿国外向型劳动密集产业已经面临国际市场的饱和和各国为争夺市场的恶性角逐，已经存在现实的产业升级需要，也说明机械的阶段论很难成立。

其次，就是上面所说科技的累积性和不确定性，需要国家不追求短期效益，舍得在科研项目和人才培养上加强投资力度（同时也要改进科研机构规范，提升效率）。所以，要达成自主的产业进步，需要打出提前量，需要有前瞻性的规划。国家的进步策略，需要把中长期技术原因考虑进来。国际上技术水平时新月异，后进国家不进行技术的追踪，在重点产业上不及早追赶，越晚，差距就越大，产业升级就越困难。

所以，现实的经济进步策略，不可以以“纯经济”的原因作依据，要“讲政治”，也要“讲科技”。国家的进步计划，要把主要资源放在发挥目前的“比较优势”方面，也要把相当一部分资源放在达成科技追赶策略方面。这就需要在发挥比较优势和实行有限赶超之间，求得某种平衡。“要在‘今天赚钱’和‘为了明天赚钱’之间，合理地分配手中的资源”。[4]


民族产业的定义是不是过时了


笔者在不同场所，听到倡导“让汽车工业当跨国企业的装配车间”的建议。甚至有人理直气壮地反对“进步民族产业”这个定义本身。也有知名人士公开发表“但凡在中国土地上投资设厂的企业就是民族企业”的建议，照此逻辑推理，全球化就等于“民族化”（但，中国人可能随意挑选国籍、随便到什么国家去寻求高薪资吗？）。当然，这个口号的真实含义是把“拉美式”的工业化道路，作为心目中的理想模式了。“洋人来办三资企业当老总、中国人打工”的局面本来就非常不错，你还念念不忘“自食其力”，要倡导什么“民族产业”，岂非庸人自扰，螳臂挡车？

连需不需要民族产业，为何要民族产业，今天都成了问题，看来在影响政策的常识界，在国家进步策略的一些根本问题上，确实出现了重大分歧。

经济自主权是国家主权的后盾，而“主权问题是不可讨论的”（邓小平对撒切尔的谈话，1982年）。国家对某些命脉产业、策略产业的控制权，是经济自主权的基础。但愿把这一点作为中国人一同的“底线”，能被同意。

全球化能否取消“民族产业”的定义？

因为跨国公司推行全球化策略，市场内部化（全球采购和销售），价值链条分散化和管理职员当地化，所以使公司国籍模糊起来。这就是有人提出“在中国国土的企业就是民族企业”的背景。

公司国籍的模糊化是不是意味着已经出现了“无国籍公司”？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1993报告指出：“只须是由民族国家组成世界，即便这个世界存在全球化的跨国公司与一体化的经济体制，无论对个人还是公司而言，国籍的定义，就不会随便消失”。

断定公司国籍的有效标准是实质控制权在哪个手里。“尽管有的学者竭力鼓吹跨国企业的‘无国籍性’，但在国际社会中却客观上存在着评判公司国际的规范。根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1993）的怎么看：‘最常见的公司国际评判标准（单独或结合用）是，公司组建地、公司中心所在地与控制企业的股东的国籍’。‘在各国旨在增加本国国民的经济利益而伺机影响他国的这种国际关系格局里，企业的实质控制才是决定公司国籍的真的评判标准’”。[5]

对大家在多数行业技术、资金均不占优势的状况下，合资企业的控制权在哪个手中，是容易断定的，所谓合资的“无国籍性”可以说是臆造的，是服从于某类看法（譬如倡导引进外资多多益善、“全方位”开放）的。

对进步中国家来讲，最易分清的是“商品品牌”和“常识产权”的来源。总不可以说“桑塔那”不是德国品牌，不然“桑塔那”为何不改成“上海牌”呢？跨国公司对品牌的所有权是毫不含糊的，由于它意味着花费了巨额资金和长期研发形成的核心竞争优势。这不止是一个“虚名”，也是实质的“利益”。用洋人的品牌是要付大钱的，这笔钱最后还是落到中国买家头上。据汽车专家介绍：

1996-1997年，捷达轿车改型，德国人不相信中国人能干，等着看笑话。中国科技职员开发出了新车型（主如果改尾部）后，德国人认账了，出9000万人民币买了新车型的常识产权（还是叫“捷达”）。

上海大众“普桑”换型，花了1亿USD买“帕萨特”。

神龙富康要开发三厢车型，出5亿法郎买了“雪铁龙”的常识产权。

“民族企业”开发不出“民族品牌”（多数状况下是合资的外方反对“民族企业”自己开发新车型），开发费跑到了外国企业的钱袋，若大的国内市场，“国产车”只能扛着“VOLKSVAGEN”、“HONDA”的牌子满处跑，这是哪国的“民族企业”？

弄清了三资企业的“国籍”，“民族工业”定义的边界也就了解了。所谓“在中国土地上投资的企业”不可能都是“民族工业”。是否民族企业，最了解的还是利益的划分。一是企业决策权在哪个手里，二是跨国公司取走了多少收益（这是GNP的定义而非GDP的定义）。更有国际公认的有关法律规定。

“在现实的贸易争端中，可以看到，任何一方都不敢忽略维护本国或本集团的民族利益，其中主要的保护方法，是对外国投资试图以“当地法人”身份进行组装活动进行严密监视。比如欧盟拟定的‘60%原则’规定，在欧盟投资的外国公司或合资企业，组装或生产的相似商品所用的所有进口零配件，超越60%时，欧盟可对其在欧盟内组装或制造的制成品征收反倾销税。…这类都说明，尽管经济全球化的提法非常时尚，但维护本国或本集团的民族利益问题，哪个也不敢忽略”。“民族工业是经济全球化中一个真实的利益载体。”[6]

以国内多数企业现在的经济技术实力，在跨国合作中更应该关心的，还是维护中国的权益不被侵犯的问题。处在产业链条顶端的发达国家，对在当地的或在海外的企业的“国籍”，采取超然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用到大家进步中国家头上，怎么说“在中国土地上的企业就是民族产业”，看上去滑稽。这种提法的危害在于“泄气”，舍弃振兴民族经济的意志和努力，助长一味依靠洋人的懒汉思想。

作为一个进步中国家的国民，在具备全球胸怀的同时，总要有一点起码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政治上这样，经济上也应这样。

注解

[1]关于韩国汽车工业近年来的挫折，不少评论觉得这是进步中国家不自量力勉强实行赶超而失败的典型，因此不如按部就班，从低端技术产业起步更好一些。韩国的工业基础、产业组织和大企业模式，可能都存在问题，比起日本有很多不足。大宇、现代汽车陷入债务危机是产业政策的失败，还是企业经营方针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但无论怎么样韩国汽车步日本后尘打进世界市场一直不争的事实，这一进步道路，对依托国内巨大市场的国内汽车界，更应该有借鉴意义。笔者觉得，韩国进步汽车工业的精神与创民族品牌的道路，对大家来讲应有更多的借鉴意义。请参看本篇附录二。
[2]杨帆，2001年。
[3]杨帆，2001年。
[4]王小东，2000年。
[5]王振中，2001年。
[6]王振中，2001年。